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腾博会足球赌博,专访大卫·克里斯蒂安 如何讲一个“大历史”的故事?

发布时间:2020-01-10 13:19:15 来源:网络

腾博会足球赌博,专访大卫·克里斯蒂安 如何讲一个“大历史”的故事?

腾博会足球赌博,大卫·克里斯蒂安,他开创的“大历史”获得许多历史学者的认可。全球史学家威廉·麦克尼尔甚至将他的理论与达尔文、牛顿的成就相提并论。

《简明大历史》

作者:(美)大卫·克里斯蒂安

译者:杨长云

版本:中信出版集团·见识城邦

2019年6月

《时间地图》

作者:(美)大卫·克里斯蒂安

译者:

晏可佳/段炼/房芸芳/姚蓓琴

版本:中信出版集团·见识城邦

2017年6月

对于“大历史”代表学者大卫·克里斯蒂安而言,“大历史”虽然大而简,包罗万象,但又不全然是百科全书式的碎片知识,而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,一种对现代创始神话的书写。并非所有“大历史”学者都认同他的说法,比如,人在“大历史”中是否重要就存在争议。毕竟从整个自然界的视角来审视的话,在138亿年的万物史中,人类出现的历史其实很短。

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,人类在“大历史”中的位置相当重要,人类的未来在加速,人类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,而且所有“大历史”的故事也都是讲给人听的。基于对现代学术历史研究的不满,大卫·克里斯蒂安的“大历史”课程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逐渐形成,囊括自然科学、人文社科、宇宙学等。如今在开设相关课程的学校,学生也会做一些“大历史”研究论文,比如写写怎样从“大历史”的视角看待北京天安门。在克里斯蒂安来华期间,新京报记者与他聊了聊对于“大历史”写作、科学及宏大叙事传统的个人看法。

从苏联历史到“大历史”

新京报:你是历史学博士。你的学术训练对“大历史”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?

克里斯蒂安:历史学训练对“大历史”研究当然有影响,但是负面的(笑)。我的博士论文做俄国19世纪早期历史中很小的一块,不过在大学教书时,我对大问题总是很感兴趣,于是研究轨道慢慢偏离了。

我一直都很喜欢俄罗斯文化、艺术和思想。喜欢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,还有一些很棒的苏联作家。尽管我并不是苏联文化的仰慕者,但苏联的历史的确非常有趣。

新京报:俄罗斯文化似乎也内置了一种宏大。你似乎有种19世纪的人格?

克里斯蒂安:其实没错。在19世纪,集所有人类知识之大成的观念开始被正视。那时候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往往都想这么干,马克思、黑格尔、洪堡……人们意识到需要把所有知识放在一起。不过,这种意识也在19世纪末开始消亡。所有大学、研究者开始变得专业化,我们都要做专家,没人做整合性的工作了。

今天是时候重回这种整合事业了。在19世纪,当斯宾塞想把达尔文的东西社会科学化的时候,走向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。不过今天的科学足够好,我们有能力讲述一些没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普世故事

新京报:你觉得启蒙时代的框架,给今天的“大历史”留下了哪些遗产?

克里斯蒂安:“大历史”看起来很新,但其实是个老项目了。基于证据做科学研究,这是启蒙时代人们在做的事情。艾萨克·牛顿在基督教世界成长,深受基督教起源故事的影响,这影响也体现在他的科学上。不过当时的科学不够发达。很多18、19世纪类似“大历史”的尝试不够成功,但这种野心还在。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于牛顿和孔子的时代,是真正全球化的时代。我们可以基于传统宗教、具体的地方文化,为21世纪创造一种普世的起源故事。不过现代创始神话中没有上帝,但有时间、空间、重力……

新京报:众所周知,起源故事有鲜明的地方或区域性,比如西方基督教创世神话,与中国的盘古开天、女娲造人非常不同。很多本土起源故事,事实上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或消失了。

克里斯蒂安:的确如此。不过,也正是在全球化时代,我们才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彼此联结。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跳出本地局限,与全世界的人分享自己本土文化中的起源故事。不同起源故事相遇时会发生什么?他们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,而起源故事会演化,或者会抗拒改变。

我们不该遗忘从前的起源故事,那些故事对于人类力量有种谦卑的态度,值得今人尊重。几千年前澳大利亚的起源故事,运用本土社群里的所有知识整合成一套叙事,教导年轻人万事万物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。今人的问题是看不到整体,忽略事物之间的关联,没有这种视野就不会理解和重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与人的关系。

写作技巧对“大历史”叙述的影响

新京报:大历史是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?

克里斯蒂安:我并不是个哲学家,在我看来,关键在于如何将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起来。物理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地质学家们都有自己的故事,要把他们各自的故事变成逻辑连贯的叙事并不容易,不过,虽然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法论,但在深层上是互相契合和联结的。大历史并没有什么神奇配方。你会发现叙事中存在困惑、未解决的问题,但不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。

新京报:怎么听着有点像创意写作?

克里斯蒂安:它是一种创意写作,但又不止如此。因为所有材料都是可证实、科学确知的历史。

新京报:但这种大尺度叙事,很容易存在牺牲史实准确性和深度的问题?

克里斯蒂安:这里面总有妥协,但避免错误是第一条。很多科学家都擅长写面向大众、简化后的科学故事,爱因斯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棒。

新京报:大家都说写《时间简史》的赫拉利很会讲故事,你怎么看?

克里斯蒂安:其实赫拉利的简史写作,包括我们大历史写作,都是满足了今天大家心底对于普世史的渴望。一百年前,我们把知识分成不同学科,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也造成了一种教育上的失败,我们内心其实渴望互相联系的、普遍的历史。

新京报:大历史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科普的作用?

克里斯蒂安:在我看来,大历史能给学术研究带来强有力的支持和深刻影响。假如做量子力学研究的学者,能懂得更多进化论或者意识理论不是更好吗?只有看到更多联结,对世界的视野才会更宽,这才能创造最好的科学,爱因斯坦就是这样。

很多学者不喜欢大历史,觉得大历史不懂得所有细节。我对量子力学的细节当然没什么深刻研究。但假设大家都对所有知识获得一定程度的了解不是更好吗?

新京报:你的大历史如此热衷讲故事的方式,会觉得这有点像文学吗?

克里斯蒂安:我觉得像诗歌一样富饶、富有启发和激情澎湃。我教了近30年大历史,不是所有学生都觉得世界起源这件事有意思。他们心想为什么我要关心宇宙大爆炸,为什么不直接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?但也有很多学生喜欢这样做,一想到能把破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,探究自己是怎么来的,即便知道最终不能成功也很兴奋。

新京报:大历史总让我想到科幻世界的尺度。你也读科幻吗?

克里斯蒂安:不是专家,但打算以后多读点。我喜欢真正懂硬科学的科幻,比如克拉克。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来想象未来很有趣。谈未来毕竟就是在谈可能性。

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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